许杏虎永远都不会想到，有一天，他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，甚至世界各国；有一天，国家领导人对着他的骨灰默哀，天安门广场共和国的国旗为他降下一半。我们也不曾料到，有一天，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记者。然而，这种代价也太惨痛了。我们更愿意看到憨憨厚厚的他羞涩地与大家说笑，他和朱颖的亲属更希望看到年轻快乐的他们手牵手蹦啊跳呀……如今许杏虎已离开我们5天了，只要一想到他活生生的样子，我就想放声大哭。
许杏虎是平凡的，在与他相处的几年里，找不出一件典型的事来赞美他的人格；许杏虎也是不平凡的，因为几乎可以说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。大家都那么喜欢他———长者疼爱他，同辈尊敬和信赖他。
我1994年刚到报社时，分配上夜班。那时，许杏虎已经是国际部夜班的骨干了。他工作的时候特别认真，显得干练而且老成，很让人信任。即使是夜班最严厉的领导，都从没有说过他的不是。不工作的时候，他脸上就又会恢复那种大男孩似的憨憨的笑容，不停地和大家开玩笑。毕竟，那时他只有26岁呀。
我刚来，不会画版。有一天，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上班，实在急坏了（后来才知这是当时的主编范志臣教新手画版的绝招，就是逼着你动手画）。我满头大汗地一张又一张地浪费着版样纸，终于画出了个大概样子。但就是有一块地方怎么都不合适。我都快绝望了。快夜里11点时，许杏虎来了，他那时替体育组报道远南残疾人运动会，刚采访回来。他匆匆奔到国际部，安慰我说，他马上就来帮我。然后又一溜烟似的跑到体育组去写消息。我看到他就踏实多了。其实那段时间根本不该他上夜班，但他每次写完体育稿就到国际部帮忙。结果常常是他最后一个走，可他从没有对此计较过。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比如过年过节，我们夜班应轮流值班，排值班表时他总让着别人，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：“你们先挑吧，我无所谓。”干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他从不计较干多干少，什么事没人去做他就会去做。
那时国际部除了我是女同志，有固定的夜班宿舍外，其他人大部分都在打游击。许杏虎就在一个小办公室里凑合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夜里两三点才回去休息，早上又在白班上班前起来，再回到西单的单身宿舍。后来，单身宿舍也被别人占了，他几乎无处可去。可他从没有跟我们提起过这件事，还是主任后来告诉我的。
现在想起这些事情和他高高瘦瘦单薄的样子就特别难过。他总是让着别人，总是自己吃苦，从不计较任何名利得失。而他也只有26岁，也只是一个孩子呀！
当时他还不认识朱颖，像许多无处可去的单身汉一样，常在单位游荡。一起上过夜班的人都有一种共患难的感情，我们年轻人更觉得不能让生活太单调了，因此也常几个人一起去吃吃饭，看看电影。我还记得许杏虎很让我们惊讶地说自己特会炒菜，为了知道他是哪个级别的，我问他会炒什么，他说最拿手的是红烧，还说以后一定给我们做一次。我们报社那时候很爱发鸡蛋，我们上夜班的又不爱往家拿，就都放在单位了。晚上夜餐时，我们几个人常跑到白班办公室去炒鸡蛋。这样简单的小事我们做起来都显得笨手笨脚的，许杏虎一边慢条斯理地嘲笑着我们，一边很麻利地很像那么回事儿地为大家做好了。
1994年底车臣在打仗，我是学俄语的，热血沸腾地向往着当个战地女记者。和许杏虎说起这个梦想时，他又慢条斯理拖长了声音打击我：就为了几条消息搭上条命值得吗？生命多宝贵呀。我对他的论调很嗤之以鼻地说：没有共同语言。可没想到，当战场真的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为了新闻事业又是那么义无反顾，那么忘我，那么尽职尽责。更没想到，他会成为和平年代中国战地记者献出宝贵生命的人。
当时有许多人给许杏虎介绍过女朋友，但没有成的。我想大概是因为她们嫌许杏虎不够帅吧。许杏虎来自农村，憨厚老实，穿的也朴素得不能再朴素，那些习惯了都市生活的女孩会觉得他有点傻有点土。可她们不知道许杏虎有很多优点。他不吸烟，不喝酒，没有任何不良爱好；他做事细致，井井有条，他的桌子总是收拾得很干净的；他爱看书，而且聪明能干，又很谦和，从不锋芒毕露。不过，也许这是命中注定吧，不然他怎么会认识朱颖那么好的姑娘？
说到认识朱颖，我总认为自己虽不是媒人，但也间接当过红娘。我刚到报社时，参加十一的庆祝活动认识了朱颖。她开朗，外向，常和我聊天。她说她知道我们部有一个人叫许杏虎，问我是谁。上夜班时，我告诉许杏虎有一个十分可爱和漂亮的姑娘问起过他，许杏虎红着脸，不好意思又很急切地想知道是谁。取笑了他一个晚上之后，我才告诉他朱颖的名字。但当时我还不认为许杏虎配得上朱颖，更没想到他们会真的成为一对。这也说明了朱颖是多么有眼光，多么与众不同的一个好姑娘。
搬到新建的“采编中心”后，关于许杏虎的事我似乎记住的就不太多了，虽然他坐在我对面。只记得改成电脑办公时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难以适应新的工作方式，干什么都手忙脚乱。不过当时我最喜欢和许杏虎作搭档，我们配合得很好。
1996年，许杏虎恋爱了。之所以确信这一点，并不是因为他告诉了我们，而是因为他那段时间常脸上洋溢着幸福，打“神秘电话”，一说就是40分钟或一个小时，更有甚者，他常常在工作的间歇突然不见了，过了半天，我们猛然听到黑着灯的文艺部有低声说话的声音，仔细一看，许杏虎很舒服地坐在文艺部主任的椅子上甜蜜地“煲电话粥”。说实话，那段时间我常为他的偷懒和无视我们存在的态度“怒不可遏”。但转念一想，刚谈恋爱的人谁不这样呢？好在，他这种“失常”状态并不太久。许杏虎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直到他去贝尔格莱德进修前，我才知道他在和朱颖谈恋爱，这还是别人碰到了才告诉我的。
1997年许杏虎进修回来了。他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他更开朗了，更爱笑了，更成熟稳重，而且更帅了。他的衣服从头到脚焕然一新，我想这一定是朱颖的功劳。夜班需要人，他二话没说又回来上夜班。那段时间他常开着部里的班车来，每天夜里下班后，他都顺便把我送回家，当然要绕一点路。夜里1点多，我们楼下黑极了。他就不急着开走，而是用车灯帮我照着路，还站在车外为我壮胆。看着我们楼道的灯从一层一直亮到五层他才上车准备离开。每次我到家后，都能从窗子里看到他刚刚要发动车子，没有一次例外。
他对那辆班车照顾得特别细心，就像对自己的车一样。要是有一点划痕他都好几天放心不下。我们在路上也会随便聊聊天，他不像有些人那样，一聊天就谈自己的远大志向，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生活型的人。他说的更多的是买什么样的音响，什么样的电视，看什么样的电影。他说，等他从南联盟驻站回来要买一辆车。我们那时也交换一些影碟看。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，我向他推荐了一部塞语影片《没有天空的都市》，但我总忘记带来。那时他就要出国驻站了，要办许多事，也就不常来报社了。有一天，我看到桌子上有他给我留的条，让我把那张盘交给朱颖，可我还是给忘了。他们出国后我才想起这事，当时还想，等他们四年后回来再说吧，想到四年后再见面叙旧，觉得那一定是件很愉快的事。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回来的竟是他们的骨灰。
许杏虎在国内时，写的稿子不多，以至于我认为他不太会写稿子。但他到了贝尔格莱德后，发回的稿子质量特别高。我想可能因为他是个比较内敛的人，平日不爱张扬吧。后来我不上夜班了，去了《世界经济》专刊，就没怎么给他打电话约过稿。
北约开始空袭南联盟后，我和他只通过一次电话，是在4月份，我值中班。电话是他打来的，因为我们打给他实在是20次也通不了一次。他知道是我后显得很高兴，而我也觉得能打通电话特别难得，就抓紧时间问他那边怎么样。我的意思是他和朱颖的生活和安全怎么样，他却说的都是工作上的事。他说他们搬到使馆去住了，但通讯和发稿实在太难，每次都要通过巴黎记者站转发稿件。他还说“战地日记”写了几期，总是一个模式，他很苦恼以后怎么写，是不是抒情少一些分析多一些。他说话很快，大概怕电话断了吧。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的乐观，没有一点儿担心自己安全的样子。我记下了他新的联系电话，虽然后来怎么也打不通，但我还是重重地写在了中班本上。
他的稿子写得好极了，充满了对塞尔维亚人民的同情与热爱。但有时，他的话也逗得我哈哈大笑。有一次，我在大样上看到这样一句话：“多瑙河，蓝色的河，美丽的河，全世界人民喜爱的河。然而，1999年4月1日，法西斯北约却向她投了两颗罪恶的大炸弹。”那天我一想起这句话就笑，再想象用许杏虎的声音读出来就更想笑。后来，值班总编把“法西斯”三个字去掉了。5月8日，得知中国使馆被炸时，我还在午睡，迷迷糊糊地还说，都是许杏虎那句“罪恶的炸弹”给炸的。清醒后，虽然惊讶和愤怒，但一点儿都没有为许杏虎担心。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那种福大命大的人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北约不仅连法西斯都不如，而且还用两颗导弹夺去了许杏虎的生命。
电视上播报许杏虎夫妇遇难的消息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半天愣在那儿。是我爱人提醒我，赶紧打电话去核实。电话打到部里，一直没人接。后来是柴野接的。他的声音早就变了。我都懵了，就知道机械地说：“我马上就来。我马上就来……”柴野劝住我不要来单位了，他的声音沙哑而虚弱。我电话还没放下就哭了。后来我突然想起，当天清晨6点钟，我是被一个非常可怕的恶梦惊醒的，梦见漆黑的夜里忽然发起了大水，而且一点一点地就要漫过一座楼了，所有人都惊慌地求生。我醒来后就觉得这个梦比其他梦都更清晰和可怕。那时正是许杏虎朱颖遇难的时刻，难道冥冥中已有了不祥的预示吗？
后来又打电话时，发现国际部的人都在哭，电视里总编室的人也都红着眼圈。那一晚，我是哭着睡着的。第二天早上，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想到，许杏虎朱颖不在了。马上又难过得要命。那一天，一想到他们充满活力的样子就要掉眼泪。当天见到了他们的遗体照，他们静静地躺在那儿，眼睛紧闭，一动不动，再没有生气。我知道很愚蠢，但仍在想，现在医学技术那么发达了，能不能动个手术，给他们输入新的血液，让他们的心脏再跳起来。让他们再像从前那样说着笑着呢？他们是我们多么好的同事呀！
这一天是母亲节，满大街盛开着康乃馨，而我，一家花店一家花店地寻找黄菊。我把9朵怒放的黄菊插在花瓶里，放到许杏虎的办公桌上，那静静绽开的黄色花朵就在我对面的办公桌上望着我，仿佛是许杏虎纯朴憨憨的笑脸。“9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大的数字，也是吉利的数字。知道他们的死是不可挽回的了，我唯一希望的是，他们的死是瞬间发生的事，没有挣扎，没有痛苦。
（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《未写完的战地日记———英雄伴侣许杏虎朱颖殉难前后》一书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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